精神科医生口述：我听闻了一个女性能想象到最恐怖的人生｜医院奇闻录80
大家好，我是陈拙。
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朋友，她叫鲁米娜，是一名医生，曾在一家著名的精神病医院工作过。
这医院有多著名——在当地，这医院的地址被当作一种骂人方式，类似于北京的“安定出来的精神病”或上海“宛平南路来的疯子”。
这里关着掐死过自己孩子的妈妈，也有杀死过父母的孩子，还有连环杀人狂。
但对于鲁米娜来说，这都不是最恐怖的。
她听过最恐怖的故事，来自一个年过70，看上去却非常年轻、美丽的奶奶。
鲁米娜这样形容她的人生经历——这是一个女性能想象到最恐怖的人生。
如果没有在六院转岗培训，我可能永远也不知道，母亲身上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。
六院，是我们这里最著名的精神病院，当地吵架时有句口头禅：“赶快去六院吧！”
两年前，我被派到这家医院培训。每天穿过停车场，能看到一栋高耸的建筑矗立在旁，表面上看，这里与其他医院没区别。
只有医生清楚，那栋高耸的楼里有一块封闭病区，住着最严重的精神病患者。
譬如从伦敦顶级学府归来的数学疯子、年龄二十八岁但智商还停留在三岁的傻子、四处借贷被骗得倾家荡产到疯掉的受骗者、以为儿子是水怪，将儿子亲手勒死的杀人犯，以及屡次割腕或跳楼的自杀者。
我之前一直在社区医院做一名家庭医生，临床一线经验超过二十年。有些老年患者，就连与家里人的不愉快，要像倒垃圾一样倾吐给我。我既是医生，也是他们的倾诉对象。
有一天领导找我谈话，问我能不能去六院精神科学习，为期一年。我已经四十多岁，便跟领导说，希望把机会让给新来的年轻人。
可是领导说：“已经约谈过四五个医生，没一个愿意去。”
与其说征求意见，不如说直接给我下判决。
接到六院精神科通知那天，下班路上，我望着夜幕下黛青色的云，想起父亲。他在老家的乡下当了一辈子医生，六十四岁那年，被我喊来帮忙带孩子。我回到家时，他正在做饭。
我走到厨房门前，对着他的背影说：“我可能要出去学习精神科，脱产一年。”
父亲正在切菜，没有转身，过了好久才缓缓说：“其实你这个年龄出去学新学科，已经不是很合适。出去脱产学习，收入肯定会减少，你还要还房贷、带孩子。”
我告诉他，这些我都知道，没办法，就当是出去学习，增长见识吧。
父亲撂下菜刀，两手往围裙上抹抹，说：“你妹让我帮她带孩子，我答应了。”
我感觉胸口突然陷下去一块。培训的工资是很低的，家里请不起保姆，丈夫又在外地工作，唯一能帮我的，只有我父亲了。
按理说，他已经帮我带孩子多年，现在去帮妹妹也没什么，但偏偏是这时候。
父亲说：“要不让你妈……”
但我过去从没考虑让母亲来照顾孩子。母亲年轻时脾气爆，我们这些孩子有半点错，就会挨揍。我直到现在看到自己手上挨打的痕迹，都怀疑，小时候的我是不是成了她的出气筒。
现在她老了，打不动我们就整日抱怨，再好的日子到她嘴里都是苦难。家里人都躲着她。
此时此刻，父亲在厨房做饭，母亲靠在床边抽泣，攥着电话和闺蜜抱怨：房子不够大，小区环境不够好，一辈子没什么能如她的愿。
尽管一万个不放心，但是我没有选择，只能把孩子托付给母亲。我也不指望她太多，就盼着她能做一顿热乎饭，家里的卫生维持下就好。我还特意嘱咐孩子，千万不要惹姥姥生气。
没想到去了六院精神科，我遇到的第一个患者，身上就有母亲的影子。
章静和我母亲同年出生，马上七十岁了，退休前是幼儿园教师。
在心理科治疗室看见她时，我的第一反应是病例写错了，这个人最老也就五十多岁。
章静一头短发染得乌黑，皮肤白皙，唯有眼袋、脖颈和手上露出细微皱纹。一看就是经过多年认真保养。她看上去瘦瘦的，身上没一点赘肉，走进来的时候挺拔端庄，看不到一点老年感。
她踌躇地看着几位医生，被主任示意坐下。我忍不住打量她几眼。不知怎地，对面那张阴郁的脸，瞬间和母亲重叠，让我感到很不舒服，耳边响起母亲没完没了的抱怨。我猜她的丈夫和孩子，多半都躲着她。
她的病例上写着：“因反复情情绪低、紧张、焦虑两年入院。”
五十八岁那年，章静被诊断出急性肾小球肾炎，治愈后，她情绪低落，整天蜷缩在床上睡觉。老家的医生诊断她患了抑郁症，给她开了药，但是听邻居说不吃药，在家睡觉能好，她就没有服药。
最长一次她在家里躺了八个月。
章静说到这儿，哽咽着趴到桌子上，捂着脸哭起来。
“不管白天夜晚，我都躺在床上……到饭点，翻起来扒两口，然后又躺下了……”
断断续续抑郁将近十年，最终还是恶化了。起因是有一回体检她的脚肿了，医生说这是肾功能不全造成的。
她被这个诊断吓住了。
她之前听说活到七十岁，就得考虑死亡的问题，她惶恐自己也是要死了，抑郁复发，整天躺在床上。我竖起耳朵听这些信息，因为我的母亲也过度“怕死”，哪不舒服，就不停地让我给她找大专家，要开“神药”。
主任问她，有没有过自杀的想法。
“我没有自杀的行动，只是躺着，整天地躺着……”
章静遵照医嘱服用药物，今年复查发现指标全部恢复正常。可是抑郁的情绪没有随着身体好转。
曾经她是幼儿园老师，面对孩子或家长都能打交道。现在她连卧室门都不出，家里来人就躲，看到陌生人浑身发抖。
“睡觉，实际上是躲避。”她喃喃着。“这样活着，人生真是没什么希望了。既然没有希望，那就躲避吧。”
仅仅”怕死”这个理由，还不足以让我们判断，到底是什么让她抑郁。
直到她说的下一句话让我们发现异样。
章静说，抑郁期间，丈夫更多的时候是出去打牌，听收音机。他不知道抑郁症是什么东西，以为不用吃药，
睡觉就能治好。我们感到怪异的，是章静对此事的态度——
她非但不责怪丈夫，还试图为丈夫辩护，说他出去打牌没有什么。
“那他没有想过要照顾你吗？”主任问。
她没有回答，显然是没有过，可是过了一会儿，她却说，“我年轻的时候受到过打击。”
这句话依然像是在为丈夫做辩解，我听了觉得奇怪：自己生病，丈夫从来不闻不问，难道不应该是生气和悲伤吗？还是她觉得自己年轻的时候遭受过打击，所以不配被照顾？
“什么打击？”主任问。
她没有回答，仍旧趴在桌子上一动也不动，但仔细瞧着，就会发现她的肩头在微微颤动，她好像在竭力压制着痛苦，不让情绪爆发出来。她久久不说话，让人实在想不出来，什么样的打击会让她过去了几十年，说起来还如此艰难。
我旁边的几位年轻医生，个个低着头，也都在沉思。
主任见她不说话，以为她不想说了，就动了动嘴唇，打算问下一个问题。
这时，她却突然抬起头，大声回答说，“性暴！”
我们猛然一听这个词都呆住了，大家没想到病人遭受过的打击居然是这样！作为同类，我觉得自己也像是遭到了冒犯，一股莫名的愤怒涌上心头。
我抬起头望着大家，在座的医生全都是女性，我想知道别人听到这句话时会有什么反应。但一时间，治疗室里无比寂静，就连主任都惊得张大了嘴巴，半天没有说话。
而章静的反应，完全和我们医生的不一样。
她说出这句话后，好像是解脱了。她坐直身子，看着前方，讲起那久远的往事来。
章静的妈妈，解放前是地主家的千金小姐。后来家道中落，不得不为生活奔波，嫁给章静的爸爸。
章静十三岁那年正值特殊时期，妈妈被下放到农村种地喂猪。没想到妈妈回家的第一件事，就是给章静介绍对象。
那是一个外地调来的高干子弟，妈妈的想法很简单，一旦章静嫁给这个官二代，全家命运都能随之改变。可是章静不喜欢那个男人，也不理解妈妈的渴望。
有一天上夜班的时候，男人到厂里找章静，对她说：“我要和你睡觉。”
她不懂这是什么意思，就问妈妈：“那个人说明天要跟我睡觉，这是什么意思？”妈妈没回答，只是第二天让男人进了家门。男人想要发生关系，但是章静咬了他一口，摔门跑了。
那年冬天，妈妈再次把男人放进家。这次为了不让女儿逃跑 ，她等到男人进了女儿卧室，就从外面锁上门，和其他家人一起离开。这回章静再也没有任何退路，男人在她的卧室里，顺理成章地强暴了她。
“那时候，我就像现在一样，想到了死。”她哽咽着停下来。
治疗室里静悄悄的。外面有人推门，好像有病人来找主任。门关着推不开，外面的人就又走了。
在心理学的创伤等级上，我们没法用“强奸”两个字，就定义章静这次受伤程度。
我觉得，她内心存在的创伤，可能比遭遇一般强奸案后的创伤更重。这是一个女孩的亲生父母，与一个陌生男人的蓄意合谋。
章静跟我们继续讲着这些过往，这次没有人提问，她也想要接着往下说。
她没有跟那个官二代结婚，但内心的伤痕永久埋下了。
两年后她嫁给一位小学老师，也就是现在的丈夫。她坦诚了这件事，在保守的年代，丈夫居然理解她的处境，从没因为这件事嫌弃她。所以她对丈夫始终是感激的。“是我对不起他。”
那一次强暴，让她觉得自己永远都欠着丈夫，现在自己得了抑郁没被照顾，还害怕是给对方添了负担。
“我要是死掉的话……”，她颤抖着哭起来。
她的自责和愧疚让人心酸。然而在家人眼里，她却是另一个“让人想远离”的模样。
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，她这次来医院，是觉得自己实在撑不过去了，才哀求丈夫送自己来的。她丈夫无论如何也难以理解，抑郁症到底是什么东西，不是说躺在床上就好了吗？
而她的儿子，以为她是简单的心情不好，只需要看到可爱的小孙子，就会高兴起来。结果两年了，无论小孙子怎么哄躺在床上的奶奶也无济于事。
她的坏情绪就像感冒那样，传染了整个家庭。
她也很清楚地知道，儿媳妇早就希望自己离开这个家，搬家之后，更是一个电话都没打给过她。
章静说着家人的远离，趴到桌子上，蒙上了头。
就像我的母亲一样，她那无法控制的消极情绪，是不被理解的。所有人能躲着她就躲着她。我无法去指责章静的儿媳，有时候，我作为后辈又何尝不是这样呢？
我还记得，那几天清晨我要五点半起床，做好一家人的早餐，再去赶公交车。可是当我回到家，桌子上堆着冷掉的剩饭，母亲躺在床上一动不动。我只能自己清理餐具，疲惫挂在脸上，被母亲看在眼里。
她突然哭泣，给闺蜜打电话：“都对我冷漠，谁都不知道尊重我。”
没见过章静之前，我不知道母亲身上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，只是对她感到无尽的厌烦。或许是因为，我从来是以一个“妈妈”的视角去看她，要求她。我从未想过，她可能是一个病人。
我也从未像对待面前的章静一样，给我妈妈一次机会，听她讲讲，在她身上发生了什么事。
我发现，章静和我的母亲，“很像”又“不像”。
她们一样被困在床上，不被家人真正了解到内心的世界，而比起我的母亲选择用抱怨，来对子女释放情绪，她的释放情绪的方式可能要更为极端一些——鞭策。
她说自己是老师，而丈夫是校长。现在，就连儿子是教授，媳妇是工程师，一家人的履历，全都灿灿发光。
“那时候，是我逼着老头子当官，也是我逼着儿子考博士。”说起这些，她显得很自豪。
“所以他们两个人的成就，都离不开你的栽培。”主任适当地夸奖了她。
“可是……”她叹了口气，疲倦地说不下去了。
“你是不是累了，我们要不要歇会？”
她趴在桌上，过了好久，说“不要。”
她说起自己婚后的日子，白天在工厂干活儿，休息时学唱歌跳舞，后来工厂衰败，她顺利转身，从一个女工变成幼儿园老师。同时，她逼丈夫进修、考试，从小学老师攀升为校长；后来又逼着儿子考学、读研，读博，直到儿子被选聘为大学教授，和一个研究院的工程师结婚了。
全家灿灿生辉的履历，都得益于她的鞭策，所有的一切都力求完美。
这种对完美的要求，她不只是对家庭，就连对自己的样貌也是一样的，刚过三十岁，她感觉要变老，就去整容，割了双眼皮，也拉过几次皮。
“这个地方”，她摸着下眼睑，“有一点点眼袋，我就去做。”
从30岁到70岁，她整眼袋、眼角，拉皮，纹眉，不许脸上有一点瑕疵。最后活成了我们眼前精致的模样。
那时，整容还不像现在这么流行，大多数人只听说过，没亲眼见过。现在，到了这个年纪还能整容，更是屈指可数。但我们觉得，这种整容瘾，更像一种内心补偿。只有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差的人，才比普通人更渴望从外貌上取胜。
章静却说，自己不怕疼，不怕在脸上动刀子，但如果脸上有瑕疵，她就难过地睡不着。
因为凡事追求完美，她意识到一个可怕的事：“我越来越像爸爸。”
为什么像爸爸要用可怕来形容，她接下来告诉了我们一些连丈夫都没听过的话——
章静爸爸是一个不苟言笑的干部，要是女儿做饭多放了盐，他都会解下皮带抽打。
她从小就知道，一件事如果不趋近完美，后果会是什么。
更让她难以释怀的是，“妈妈到农村那十年，爸爸在不停地摸我。”
爸爸摸完她以后说：“不要告诉妈妈，我就对你好点。”
说不清是恐惧还是讨好，章静一直忍受着猥亵。这样的日子持续多年，直到妈妈回到家，爸爸依然没有收敛，有时候趁妈妈不在，就偷偷地过去摸她，那时候章静都到二十三岁了，直到结婚才停止。
“你一直没跟妈妈说过吗？”
章静摇了摇头。
我感觉眼前这个女人的一生，就连听着都让人喘不过气。我也终于明白，为什么章静觉得丈夫很好。只因她和丈夫结婚离开这个家时，意味着她人生最苦的时期告终了。
到了这一步，当年还处于培训期的我，心里浮现出一个不敢确定的猜测，那就是章静病情的终极答案。
在章静的成长过程中，父亲对她的影响非常深。严苛也好，完美主义也罢，她内心深处是认同这个父亲的。但是在父亲猥亵她以后，她又鄙夷这个男人。
两种截然相反的情绪碰撞在一起，造成强烈的焦虑感。
她一方面越来越像父亲那样严苛要求家人；一方面也认为这样像父亲的自己，是糟糕的，可又控制不住向家人提要求的自己。
抑郁焦虑的种子，在青春期时埋下，多年来在她心里生根发芽，直到五十八岁爆发。其实我打心眼里敬佩她，拥有那样的青春期阴影，有几个人能把随后的三十年，过得像她那样呢？哪怕不走上犯罪路，或者变成疯子，一辈子碌碌无为都算是不易。
这个老人进医院之前，大家都说，她居然躺在床上那么多年。
可听完她遭遇的一切，剖析病情，我会觉得，她现在的问题，居然仅仅只是躺在床上那么多年。
章静最终被管床医生扶着离开房间。
大家开始病例讨论。
管床医生最先发言，她将病人的病史、发病状态、住院期间的表现和谈话，逐一做了总结，最后初步诊断——复发性抑郁症。她发言完后，我们其余几个医生，也逐一发表了意见，最后由主任总结。
目前，章静的状况还不适合心理治疗介入，应该以药物对症治疗为主。
其实在刚才的谈话中，主任已经给了她很多认可：“你很努力，你自己、包括孩子，各方面都很不错，你自身也很有力量，你不是软弱的人，你很厉害。你从小就像大人承担了很多……”
这是在后续的心理治疗中也需要的，以此缓解患者内心的冲突。
除此外，可以去试着改变她的认知。章静无论是对强暴她的那个，对自己、对丈夫，还是对父亲的评判，在认知上都存在偏颇。在谈话中，她反复说过一句话：“他还是离休干部呢。
将这句话剖析解读一下，能够得到一个结果：章静无法接受人性的灰度。
在她心里，离休干部是完美的形象，很高大，而能做出猥亵这种事的坏蛋，怎么能是高大的干部呢？
黑就黑得彻底，白就白得纯净，无法接受灰度存在，是她认识里最需要纠正的部分。
我回想着病人的谈话，和主任最后的分析，免不了把她的症状和母亲联想到一起。
母亲是不是也和章静一样得了抑郁症呢？
我们家里有个群，我在群里与父亲姐妹说，母亲每天哭泣抱怨，可能得了抑郁症。
父亲说，她就是那习性，从年轻的时候，一直就是那样子。他虽然当了一辈子医生，但是和章静的丈夫一样，对心理疾病一无所知。我把章静的案例告诉他们，说：“我觉得妈妈和她特别像。”
妹妹听我这么说，问我，“那你说怎么办？”
“要不行，送去六院看？”
那天晚上我回到家，母亲的眼睛红肿，肯定又是哭了一天。
我长舒一口气，想像主任对章静那样，和她谈谈。母亲是个话匣子，一旦开口，再也闭不上。她见我愿意听，滔滔不绝地讲述陈年往事，因为已经讲过几百遍，以前听的时候，我总是忍不住打断。
可是这一次，我静静地听着，让她一直往下讲。
母亲生育第一个孩子的时候，父亲正在外地读医学，家里只有奶奶。母亲在磨坊里推磨，推到一半，羊水破了，赶快回到房间里。她不知道喊奶奶，也不知道怎么生孩子。
等奶奶进来时，发现一个白胖胖的男孩躺在土炕上，不哭不叫，已经断气了。
母亲坐了个空月子。
第三天，奶奶就让她下地去干活，缺吃少喝，从那时起她落下了病根子。每说到这儿，她眼里有怒。
五十年前的恨，生了根，她永远都忘不掉。
我学着主任问诊的过程，接受母亲的过去。第一个孩子的夭折，是她最深最重的伤。
后来，她陆续生下我们姐妹三个。在农村，人们把男孩看得比什么都重要。记忆里，男人们经常指着女孩的鼻子骂，黄毛丫头不许上饭桌。母亲赶上计划生育，再没有机会生男孩，人人都瞧不起。这是母亲受到的第二重伤。
母亲连着讲了一个多小时。
根据她所说的情况，应该是当年的产后抑郁，到今天都没有被完全治愈。
我静静地听完，突然觉得，我们之前对待母亲不闻不问的方式，和章静家人对待章静的方式，毫无差异。
和母亲谈完后，我坦诚地和她说，“你得病了，得了抑郁症。需要到六院去治疗。”
和母亲吵架时，父亲总是说这样的话。现在她觉得我也在骂她，坚决不去医院。说到底，母亲不认为自己得了病，只是觉得所有的一切，都是因为我们对不起她。
父亲和妹妹都说，都过去了大半辈子，现在要她去住院，她肯定不去。
最后，我们商量了折中的办法，给她买药回来吃。
我是精神科的初学者，还没完全掌握要领，根据她的症状，先配了一种药。她一直失眠，让我给她买网络广告里的睡眠药。我告诉她，这就是网上买来的睡眠药，她不识字，就按我说的服用了。
一个月后，她的情绪有好转，但副作用让血压升高了，就停了药。
让抑郁症好起来，不但需要药，还需要环境。
母亲跟着我住在二十三楼，常年累月不出门。没病也能憋出病来。为了让她好起来，我和妹妹商量，另租一套一楼的房子，一楼有菜地，有院子，她可以出去和人聊天，晒太阳。这些都会让抑郁症有所好转。
我一边照顾母亲，一边沉住气，在六院接受培训。接触到抑郁的老人越多，我越了解如何治愈母亲；对母亲的治疗越深，我后来越能去帮助抑郁的老人。
前几天，有个老太太来住院，说话不到三句，就哭起来，说活着还不如死了算了。她不停地重复以前的苦难，埋怨儿子和媳妇，觉得事事都不如意。
我喊来她的儿媳，一番谈话后，更加确定了。
儿媳妇说：“她总是在家睡着 ，总是喋喋不休地抱怨，总是觉得所有的人都对她不好。”
我告诉她，老太太抑郁了，这种状态是一种病。
她听后恍然大悟，说全家人都误解了，以为只是前两年公公去世，让老太太刺激了，转了性子而已。
老年人遭遇过更多苦楚，心结也更复杂隐蔽。
他们的抑郁，更多的时候会伪装成埋怨、哭泣甚至厌食、头晕、胸闷这些最基础的症状，让家人和医生产生误判。
国内60岁以上的老人里，33.1%有过抑郁症状，这么多病患却悄无声息，只是因为他们的配偶、子女、亲戚，甚至诊断的医生，都不熟悉他们的病因。
这些痛苦从来没有消失，只是被忽略掉了。
章静是幸运的，她在最后选择来到医院住院，仅仅过了三周，我就听管床医生说，她已经好转出院，虽然需要继续服药，但主任的评估是，预后应该会很好。自那以后，我没有听说过章静的消息。
我的母亲，某种程度上来说，和章静一样在接受治疗，不在医院，而是在家里，在我身边。
我把母亲搬到一楼后，给她重新调整了抗抑郁症的药。
也就是章静出院前后的某天中午，我到母亲那里午休，桌子上放着一把小葱。我问她，这葱谁给的。她说，我自己种的，你想吃的话，我再给你摘点来。我十分吃惊：“你什么时候种的，怎么都已经长了这么多？”
她笑着说：“楼上的邻居给了一把葱秧，种上后长得快。”
接着，她拿过一个空药盒，“这个药吃完了，你再帮我买点。吃的时候很不错，我最近也已经不哭了。”
我这才发现，她脸上的愁容不见了，房间里比以前干净整洁了很多。
我知道，她的症状好转了，但还是问：“几十年的恩怨和仇恨你一下子全都忘记了？”
“也没有完全忘，偶尔还会想起来。”母亲笑得上气不接下气，“只是想起那些事时，我已经不再难过了。”
做她的女儿很辛苦，只是现在才知道，这些苦的来源，早在她成为我妈妈之前。
她不是故意要当“坏妈妈”的。
看到她在放肆地笑，虽然觉得这一刻迟到数十年，我仍然长长地舒了口气。
社交网络里的中国大妈，跳广场舞，结伴旅游拍照，到国外抢购黄金，甚至举报犯罪，给人留下的印象是生龙活虎。
可是鲁米那告诉我，现实里的中国大妈不是这样的。
在门诊室里，她看见过许多孤独的中国大妈，她们为家庭操劳一辈子，却被困在日渐衰老的躯体里。
随着身体机能日渐衰退，她们的社交范围一点点退缩，直到一间屋子，甚至一张单人床。在信息爆炸的当下，她们的痛苦与孤独，却没能掀起一点水花，反而长久沉寂。
在多数情况下，她们表达痛苦的想法，“不想活了”“活着没意思”不会被当成抑郁，反而只是被视为老年人的“正常反应”。
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评估报告显示，60岁到70岁老人有抑郁症状的总流行率为 22.3%，但接受治疗的不足十分之一。
也就是说，我们身边每五个老人里，就有一个陷入抑郁情绪，绝大多数没吃过药，没看过心理医生，连抑郁症是什么都不知道。
鲁米故事中所写到的几位中国大妈，面对抑郁症，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忍着，就像文中的章静，忍了十多年，病情恶化到极限，才到医院看精神科。这十多年里，她的痛苦一直被家人忽视着。
我曾经和一个专注女性疾病的医生聊天，她告诉我：“当一种切实存在的痛苦被视为寻常生活的一部分，说明它被忽视了。直到近些年，这种隐秘的痛苦才逐渐显形，成为我对抗的东西。”
这也是鲁米那想要对抗的东西，老年的她们身上的病痛，不该被视为常态，更不该被时代所遗忘。
每个人都有衰老的那天，关心她们的现在，就是关心我们的未来。
（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）
编辑：迪恩 小旋风
插图：大五花
本篇8560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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